危機解除

中共中央於十二月二十一日電令周恩來「爭取蔣介石」,並要求和蔣介石一派人士「開誠談判」。這封電文並要求南京政府轉變為廣納各界加入的抗日政府,削減「親日派」的力量,並停止對蘇維埃根據地的攻擊,這些要求事項都是說比做容易的事。十二月二十二日宋子文帶著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和蔣鼎文──可能還有蔣介石手下著名的情報頭子戴笠也一併同行──飛回西安。當蔣介石見到妻子和妻舅時,同意接受政治和軍事改組,他拒絕在協議上簽字,但願以「領袖的人格」做擔保。

正式談判於隔日在張學良宅第西側樓的二樓展開。宋子文代表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和周恩來則為「西安方面」,這是個奇怪卻又對稱的組合。周恩來提出一份修改過的「六點主張」,宋子文代表蔣介石同意。下午眾人就過渡政府、撤軍和釋囚等具體事項進行討論。

十二月二十四日晚間,周恩來同宋子文、宋美齡一起去看蔣介石。蔣介石只要明確答應一些事就能得到獲釋的機會,但他不願意。宋氏兄妹則稱蔣介石這幾天生病,而當周恩來進到蔣的臥室時,蔣介石立刻起身,請周恩來坐下。周注意到蔣較十年前蒼老,蔣介石回他「恩來,你是我的部下(指周恩來當年曾在黃埔軍校的時候),你應該聽我的話。」周恩來則以老百姓的立場直截了當告訴蔣:

只要蔣先生能夠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內戰,(和共產黨)一致抗日,不但我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就連我們紅軍也可以聽蔣先生的指揮。

周恩來問蔣為何不停止內戰,宋美齡替委員長回答道不會再對共產黨進行「圍剿」,並奉承地感謝周能遠道前來調處這次事件。蔣介石表示他累了,周恩來即退出。十二月二十五日,周恩來報告中共中央蔣介石已原則同意,剩下的事就由張學良和宋氏兄妹全權處理。

宋子文請「西安方面」相信他會執行協議事項,並提議和蔣介石於當天離開西安。張學良同意甚至願意護送他們。周恩來想要留下一份有關協議事項的文件,也不贊成張學良陪同蔣介石離開。「西安方面」的高級將領們寫信給宋子文,堅決要求要有簽署文件並將蔣介石的軍隊撤離蘇區。蔣看到信在大驚失色下向張學良施壓,張即釋蔣。約下午三點,張學良和楊虎城偷偷用車把蔣介石和宋子文帶到機場。蔣介石對協議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談話,並說他、張學良和楊虎城都要知道自己之前的錯誤。張學良用自己的座機跟著蔣前往南京,並寫下手令,要東北軍在他離開期間要聽從楊虎城指揮。

蔣的離開既倉促且祕密,周恩來聽到消息趕到機場時,蔣已飛走。周恩來嘆了一口氣並認為張學良是受到京戲「連環套」影響太深,戲中犯事的角色承擔自己所犯罪行(譯註:戲中匪首因與鏢師有舊怨,故盜取御賜駿馬嫁禍鏢師之子,後在鏢師之子與友人計挫匪首後,匪首即願俯首認罪)。張學良跟著曾被他劫持的首長而去,實是置自己於險境之中。

意料之中的毀諾

西安的談判是一場糅雜軍事、政治和家族關係的奇特混合物。蔣介石、他的妻子和妻舅急切盼望蔣能獲得釋放,並作好答應任何事的準備。張學良和楊虎城則想方設法從他們孤注一擲和張學良的急躁所造成的困境中解脫。周恩來則是在危險和機遇間步步為營。依照蔣介石離開後所展現的態度,這位委員長隨後的言行不一也不太令人意外了。

蔣介石重掌總司令。當飛機在洛陽落地後,他命張學良指示楊虎城釋放被關押在西安的高級將領和放回被扣留的五十架軍用飛機。到了南京,蔣即下令將張學良軟禁,並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召開軍事法庭,張學良被判十年徒刑。而後的一紙特赦雖讓張免於牢獄,但卻交由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使張學良被軟禁約達半個世紀。一九四六年他被移往臺灣新竹縣五峰鄉曾為日本軍事機構內的一處寬敞居所,並於一九六四年在形式上獲赦,但仍被限制居住直到一九九一年。張於二○○一年離世,享年百歲。

周恩來與博古及葉劍英商討,並和楊虎城進行協商。「西安方面」原本期望張學良幾天後就能回來,當張學良未能如期出現,周恩來請求中共中央准許部署於陝西的紅軍部隊能完成作戰準備,進入關中地區部署。一月八日或九日,紅軍已完成部署,身為西安地區紅軍指揮官的周恩來向進駐咸陽的紅軍講話,說明「西安事變」的意義。雖然周恩來是奉中共中央政策之名執行工作,但他仍是在現場最清楚情況的人。

既是中共中央同時也是共產國際的政策,認為仍要逼使蔣介石抗日。一月十日,周恩來向張學良表示,只要國民黨軍隊不進攻,紅軍不會攻擊。隔日他寫信給蔣介石,責難他數次進犯陝境且羈押張學良,更強烈表示要蔣將軍隊調離以免暴發衝突。周恩來的打算是聯合紅軍及張學良、楊虎城部隊,並利用他們聯手對蔣介石施壓。

楊虎城也派人到蔣介石處做同樣的要求,但蔣似乎沒想要接受這種進一步的脅迫。一月二十日,蔣介石將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調往甘肅及陝西西部,並命他的中央軍進駐西安,另楊虎城辭去其指揮職務,仍保留軍階。東北軍因張學良被扣而遭削弱:代理指揮的元老軍官無法受到年輕軍官信任,並因不同立場遭到蔣介石分化。楊虎城雖為西安最高官員,但卻無法掌控仍對張學良效忠的東北軍。

張學良返回西安似乎越來越無望,東北軍中少壯派軍官思考著各種營救方法。由孫銘九帶領的一派人向楊虎城及周恩來請求支持他們以軍事手段解決。經過博古、葉劍英及紅軍內的高級將領和政治幹部討論,由於仍要維持與「西安方面」軍方的合作關係,中共中央暫時同意只要他們採取軍事行動即給予支持。

同時這批東北軍少壯派軍官在渭南召集會議,簽下除非張學良回來否則他們的部隊不會離開西安的決議。張學良的代理人于學忠從他所指揮軍隊的駐地蘭州飛來處理這次的譁變。他和楊虎城、周恩來和反對這次譁變的將領們開會,少壯派軍官則在外旁聽。楊虎城坦承可以採取行動對付參與譁變軍官,但弊大於利,應該尋求和平解決的方法。在這場爭議中處於局外人的周恩來則表示中共立場同樣是尋求和平解決,但首要還是團結。

西安氣氛相當緊張。二月一日,城市牆上出現「除奸」的標語。隔日上午,少壯派軍官帶領警衛部隊攻擊忠於蔣介石的將領,王以哲將軍遭射殺,其他人因為待在楊虎城的寓所而逃過一劫。當這批參與攻擊的人前往周恩來辦公室尋釁時,周恩來訓斥他們,說他們正在做蔣介石想做卻做不到的事──分裂東北軍──並指他們並不是在救張學良,反而是陷他於危險之中。當傳出王以哲是被中共殺害的謠言時,周恩來馬上前往王家致哀,並協助處理後事,讓謠言得以消除。王以哲遭殺害的消息激怒了在西安城外的東北軍官兵,並有尋求復仇之勢,周恩來決定將發起此事的孫銘九和其他共謀者送到紅軍基地避免發生流血殺戮。

西安成為一個火藥桶,但是周恩來在策略上思考與東北軍、十七路軍建立長期合作的問題。他努力得到的政治成果已然喪失殆盡,但他將自己更積極地投入工作中,比平常更少吃飯和睡覺,但在開會時卻總是神采奕奕。即便仍有許多困難,他仍以自身對合作承諾的態度激勵同僚,並獲得了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官兵的信任。但刺殺事件所造成的惡果在紀律和精神上仍造成損害。楊虎城帶著十七路軍主力離開西安前往三原縣。中共中央為了周恩來和博古的人身安全,要求他們也隨之離開西安前往三原。周恩來拒絕離開西安,他相信只有他留在西安才能挽救局面。但他仍然將博古、葉劍英和他的所屬人員送往三原。

紅軍聯絡處

當國民黨中央軍接近西安時,周恩來在七賢莊一號建立紅軍聯絡處並且公開運作。國民黨軍隊於二月八日在未遭受任何抵抗下進入西安,指揮官顧祝同於隔日到達。國民黨政工特務在街上貼出「攘外必先安內」和批評西安事變的標語。當周恩來前往抗議時,顧祝同當著周的面訓斥負責軍官,並且保證隔天標語就會被清除。

楊虎城於二月十四日羞愧地返回西安,但仍保有人身自由。一九四九年,當國民黨在大陸潰敗,他在蔣介石的命令下被逮捕並處決。

西安事變獲得和平解決,雖然並不符合任何參與者心裡所希望的方式。西安無戰事,紅軍在未發生任何衝突下撤離,並在西安成立了一處聯絡處,可以處理從一九三七年春開始生效的第二次統一戰線事宜。或許不能說全是周恩來的功勞,但他的堅持、綜觀全局的能力和長遠打算,還有他在臨危之下仍能保持冷靜等,都有著重要作用。如果不是他的政治、外交和軍事長才得以充分運用,可能雙方都會發生更糟糕或更血腥的結果。

(本文摘自《周恩來:毛澤東背後的力量》/時報文化出版)

【內容簡介】周恩來——中國共產黨的開創元老之一,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站穩世界的關鍵人物,在同時代的其他中共領導人幾乎無一善終之際,唯有周恩來始終安在毛澤東身邊大權在握、全身而退。

他究竟是中國共產黨罪惡的共犯?還是最後的道德底線?

歷來眾說紛紜,邁克‧迪倫以第三方的觀點重新精彩詮釋周恩來謎樣又複雜的一生。

神祕、高貴、王位背後的權力——這幾個字就足以代表周恩來截然不同於當代其他中共高層的形象與政治生涯。

他出生於 1898 年,曾是蔣介石更是毛澤東的親密夥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任總理,1949年上任直至1976年過世。他也是鄧小平的主要盟友——對鄧小平在農業、工業、科技和軍事方面的「四個現代化」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他是一般公認中國走向超級大國地位的主要設計師,也是中國在現代世界中發揮核心作用的關鍵人。

周恩來並不符合任何共產主義領導人的刻板印象。他有教養,溫文爾雅,是一個富有同情心和知識分子形象的人物,深受非共產黨人、外國人和他的夥伴喜愛。他是當代中國政治中最複雜的人物之一,或許也可以說是最有趣的人物之一,儘管他的影響從未像毛澤東那麼明顯。在這本書中,邁克.迪倫將他恢復到他在歷史上應有的地位,並分析了一個「非僅是政治操作員」的「人」的角色。

【作者簡介】邁克.迪倫(Michael Dillon)

是杜倫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創始主任,曾在那裡教授中國現代史課程。他也是英國皇家歷史學會和英國皇家亞洲學會的會員,曾於2009年在北京清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40多年來,他的足跡遍布中國和中亞地區,並能用漢語和蒙古語溝通和閱讀。著有《中國:一部現代史》(China: A Modern History)、《蒙古國:一部土地與人民顛簸前行的百年獨立史》等。

【譯者簡介】何啟仁

畢業於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72年班、海軍官校76年班、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後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CECMC)取得高等研究文憑(DEA, Diplôme d’études approfondies),並為該中心博士生。譯作有:《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主宰中國的太子黨》。

《周恩來:毛澤東背後的力量》/時報文化出版
《周恩來:毛澤東背後的力量》/時報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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