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國際交流在物的層面是貿易往來,在人的層面是人員流動,三年疫情對中國的對外貿易和人員交流影響迥異。 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政府基於直達基層的強大治理能力,執行了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不同的疫情政策——以防控的方式讓盡可能多的群體免受病毒威脅,結果是維持了相對完整的工業生產供應鏈,相對限制了人員流動。

從貿易結果來看,依據國家海關總署數據,2020年,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2.16兆元人民幣,是全球唯一實現貨物貿易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2021年,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9.1兆元人民幣,首破6兆美元,增長21.4%;2022年,外貿進出口總值42.07兆元人民幣,增長7.7%。 人員流動方面,依據國家統計局民用航空航線數據,2019年民用航空國際航線數953條,2020年895條,2021年279條;國際航線長度,2019年4014686公里,2020年3828748公里,2021年1319643公里,由此可見一斑。 或許可以判斷,疫情期間,相對限制人員流動並沒有對進出口貿易造成太大負面影響。

疫情之後,對外貿易和人員往來趨勢又有了截然不同的變化。 對外貿易方面,前期龐大外貿基數的持續增長遭遇挑戰。 據海關統計,2023年前兩個月,以人民幣計價進出口總值微降0.8%,按美元計價下降8.3%。 至少有三個原因,一是前期貿易增長太快;二是美歐日政策性干擾;三是美聯準會回收貨幣導致流動性緊張。

人員往來情況有所回暖,僅是依據觀察。 一是境外旅遊逐漸開展;二是出國留學剛性需求,包括國際學校的學生、中考分流的學生和升學深造的學生;三是高校國際交流專案日漸推廣。 可見,國際貿易總額的變化也沒有與人員的跨國流動變化同步。

疫情造成巨大的經濟增長和財政支出壓力,客觀要求儘快恢復國際交流中要素流動的便利性。 然而,外貿存量體量龐大,受外界影響增量前景受限,支撐力度不足。 或可考慮,延續疫情期間的加強對外全行業直接投資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趨勢,在GDP思維基礎上增加GNI意識,將美元投資和人民幣國際化作為增加國際交流、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作者為東北師範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

(本文來源《海外看世界》,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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