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王添灯交付鍾逸人的重要任務──台灣共產黨員如何運作二二八事件之1（吳昆財、鍾孝瑩）

鍾逸人在台中二二八事件有「二七部隊」隊長的赫赫名聲，所親自書寫的《辛酸六十年》煌煌三部自傳，也坦承不諱！然而鍾逸人對原稱「嘉義三二事件」的嘉義二二八事件始終頗隱晦，如3月2日下午之後行蹤，故意把自己放在台中。但鍾逸人還詳寫事變前在嘉義身兼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重要幹部，和《和平日報》嘉義分社社長工作，又兼阿里山鄉的達邦和樂野國校校長。故終於在自傳第三部以「林麗鋒的指責，彷彿也在影射我是『嘉義三、二事件』的『阿吉帖大』（Agitator）。這一點我承受不起，」間接承認是嘉義二二八事件的發動者，且「林麗鋒」是證人。

鍾逸人接著書寫謙虛的理由：「因為台大學生盧伯毅等人，早已占領台北新公園的廣播電台，向全國傳播信息。文山茶行的王添灯也在該電台痛斥阿山政府如何殘殺無辜，喚醒人民要做最壞的心理準備」，鍾逸人應是指盧伯毅占領台北新公園的廣播電台，向全國傳播「信息」時間比他早，且還特意提出是響應「王添灯」的廣播內容。

揣度鍾逸人的言外之意應是：他會帶動「嘉義三、二事件」，也就是嘉義二二八事件，只能算附和台北文山茶行王添灯和台大學生盧伯毅等人。我們社會習俗多以長者為尊，尤其在更早的二二八事件之年代，因此本文探討王添灯和鍾逸人如何在二二八事件中合作。

從民國36（1947）年2月27日傍晚，由台北市開始禍亂蔓延至全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嘉義地區的武裝行動最是慘烈。是故追索到極為關鍵的鍾逸人，也發現鍾逸人應是在王添灯率領著綿密組織中的重要工作幹部，因此本文主要探討二二八事件中王添灯和鍾逸人的互動關係。

一、簡述王添灯和鍾逸人

（一）王添灯

日據時代王添灯（1901-1947）家族經營茶業。1942年，根據茶商工會的調查，文山茶行居台灣茶輸往中國華北排名的第3名，家族事業頗為成功。

1930年8月楊肇嘉等人組成「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王添灯被推舉為支部20名幹部之一，後任「台北支部主幹」，這是王添灯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地方自治運動，王添灯除行動，還著書立說《台灣市街庄政之實際》。王添灯三弟王進益從日本大學經濟系畢業返台之後，與謝雪紅、蔡式穀等人創辦《伍人報》，成員包括王萬得、周合源、白成枝、張朝基等，王添灯三弟也早與謝雪紅等左派人士合作，「因家人怕其言論惹出禍端，將他送往大連，負責大連分行的業務」，但卻允許王添灯因從事地方自治運動，許多運動上著名人士都曾是文山茶行的座上客， 邏輯有些奇怪，猜測或是家族分散風險。

（二）鍾逸人

鍾逸人（1921-）台中市人，自述是謝雪紅鄰居，又承家族四叔鍾聰敏（添福）之社會主義薰陶，赴日本就讀豐島商業學校、東京外國語學校法文科，期間被日本本富士警察署特高課以「企圖台灣獨立案」關押約一年。

留學中返台和出獄後回台，即開始承四叔囑託：頻繁出入王添灯的文山茶行。也為擺脫「特高」糾纏，三叔鍾添登的「筑後屋」企業合夥人林獻章提議請日本陸軍軍需部加藤隊長提供鍾逸人「陸軍雇員」職位，後成正式的「陸軍囑託」，負責向台中州和台南州農戶蒐購軍需貨物。

戰後第二天（1945/8/16），鍾逸人曾集中在王添灯文山茶行的人叮囑：一、和楊逵、謝雪紅他們聯絡；二、組織維持治安和保衛家鄉的自衛隊；三、追蹤日軍動向，和掌握日軍武器。鍾逸人因此和楊逵成立「新生活促進隊」等；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台中分團」，且是籌組成員的重要幹部；也因此受前日軍「誠師團」參謀長岸本重一大佐請託保護日軍和眷屬，獲得一張台中州圖和陸軍省測量署繪製的台灣全圖，這應是二二八事件民軍擁有武器和進攻軍械庫原因。

二二八事敗，鍾逸人被關17年。出獄後和前二七部隊戰友合作Chlorella（綠藻）研發生產，至1975年產量達世界第一。

二、鍾逸人和王添灯的結識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自傳中的王添灯比重亦屬重磅，如：〈回台初訪「文山茶行」〉、〈王添灯、施部生、吳金鍊〉和〈再訪文山茶行〉3次的小標題，更特別是〈王添灯、施部生、吳金鍊〉此段落僅止於想去「文山茶行」借宿，並未前去，竟也可成為主題。

（一）王添灯與鍾逸人三叔、四叔的淵源

鍾逸人書與王添灯的密切關係是從家族長輩開始，是因事業而建立：

「他與我們鍾家的關係，應溯自1929年春，日本皇漢醫藥學會總裁、昭和醫科大學名譽教授南拜山博士來台時，我家與王先生是共同接待者，在台北期間概由王先生負責，到中部演講時，則住在我家，由家叔添登為他安排演講場地與時間。他與家叔聰敏私交甚篤。1940年初家叔曾經從香港來信，鼓勵我回台灣時可以找簡進發、吳金鍊（都是《新民報》同事）和文山茶行的王添灯，他們都是家叔的摯友。」

在交通並不發達的年代「1940年初」，鍾逸人四叔鍾聰敏竟專程從香港寫信到日本，要長大的侄兒去找熟識的王添灯，已超越交情匪淺的因素。鍾逸人再提四叔鍾聰敏「1943年底，……在澳門辦《西南日報》的四叔……他除了鼓勵我的學業外，並介紹幾位在台的親友給我，叫我將來有返台之日，不妨去拜訪他們。他們的當中的一個，便是文山茶行的王添灯」，兩次清楚表明王添灯的重要。

（二）鍾逸人第一次拜訪「文山茶行」

鍾逸人書王添灯「是家叔的摯友」，更有約1941年7月13從日本回台，初見面時「當中有一位40多歲，瘦一點的便開口問我哪裡來的？我告訴他，我姓鍾，台中人，我四叔是《台灣新民報》的鍾聰敏」，且「那位瘦一點的，聽到我是鍾聰敏的侄子，便起身讓位請我坐，並自我介紹他就是王添灯」，旁還有「連溫卿」，當天晚上他們就帶鍾逸人去永樂市場共進晚餐，「我們又聊到11點多」。鍾逸人更寫：

當連（溫卿）先生問我選讀外語學校（東京外國語學校）的法蘭西語文科是否準備研究社會科學時，使我大吃一驚，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知道我這個祕密，連最了解我的四叔，也一直沒有想到。連先生隨即告訴我，蘇新也是我們的學長，他也是為了研究這個，陳逸松也是為了研究這個，才選讀法蘭西語。

當時「研究社會科學」是共產黨人的通關密語，「連溫卿」提出「蘇新」和「陳逸松」，而「連溫卿」更是「1920年代下半期， 台灣農民運動急速發展，左派思想更蔚為風潮，左派的連溫卿甚至取得了「台灣文化協會」的領導權，而勞工運動亦逐漸蓬勃。在這樣的背景下，以推翻日本殖民統治為目標，採行革命路線的台灣共產黨終於在1928年誕生了」，更證明王添灯的「文山茶行」平時即群聚了極為重要的共產黨或左派人士。

（三）鍾逸人頻繁拜訪「文山茶行」

另外「本來我打算留到8月底才動身（日本），但因有要事待辦，又想再去文山茶行看看王先生他們，便提早於1941年8月20日中午出門」 ，鍾逸人為了再去看王添灯等人，都特意提早動身。估1943年6月18日「我為此遲疑片刻，終於決定利用等車子的時間到台北文山茶行走一趟，看看王添灯先生和他們的朋友，並順便聽些有關時局的消息」，鍾逸人從日本回鄉，也是一定要經過文山茶行去看王添灯等人。「當天晚上因經不起王添灯的盛情好意，自己也覺得身體有點疲倦，便在文山茶行住下來」，這都已是需要徹夜長談，或是至少需大半日的相處。

「大概是1944年10月間後鍾逸人被拔升陸軍囑託，不但要北上出差，而且有時候要住上兩三天才能回到駐在所，我便藉北上出差到本部隊聯繫業務的機會，到文山茶行看看王添灯先生。」這更是鍾逸人極頻繁且重要的出入。且時間有可能更早，因拔擢鍾逸人的田中中尉又出現在「1944年3月中旬」，鍾逸人即以電話向他報告並尋求支持「即將採取的非常措施」。若以最短時間到二戰日本天皇宣告無條件投降結束，應至少有11個月的較密集北上聯繫王添灯等人。

（四）鍾逸人介紹在「文山茶行」出入的人士

鍾逸人更書「文山茶行的主人王添灯是一位反日意識很強的人，為人豪爽廣交。這時候台北遠近的文化人、作家、社會運動家，平常聚集的地方有二」，因此王添灯的重要還包括聚集在文山茶行的人士，而「文山茶行的長駐客有連溫卿、王萬得、林日高、周井田、蘇新、蕭福來等多少傾向社會主義的人為多」，鍾逸人也註明這些人共產黨員都是左翼分子，這些人鍾逸人也都一再提到。然後鍾逸人也在文山茶行認識「潘欽信」、「白成枝」。

其中「王萬得」、「潘欽信」是屬曾經就讀上海大學的台灣留學生，被稱「上大派」的共產黨員：

上海大學建立於1922年，是國共合作的產物，曾任共產國際東方局代表及中共領導人的瞿秋白擔任該校社會學系系主任，有不少中共早期領導人及學者在上海大學任教。上海大學成為中共早期培養革命人才的搖籃。一些就讀上海大學的台灣留學生，後來被稱為「上大派」，其中翁澤生、王萬得、潘欽信就讀上海大學時，已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蔣介石發動清黨，在上海逮捕及殺害共產黨員，同時關閉上海大學。

而鍾逸人到台北主要就是拜訪王添灯，且都非單純拜訪，應是參加共產黨的重要幹部集會。

三、王添灯「文山茶行」交付鍾逸人的重要任務

集中在王添灯「文山茶行」的這些人，儼然是一個極重要且有組織的左傾團體。而這群人在日本戰敗，陳儀政府要進駐台灣前，1945年8月16日時，要鍾逸人「總而言之，集中在文山茶行的人……他們叮嚀我回台中以後，必須和楊貴（逵）、謝雪紅他們聯絡」，故而這些人和楊逵、謝雪紅也早就是一起合作的同志。這些人並交付鍾逸人屬於國家和社會的4件大事，分析這四件大事，可歸納成為兩件：

一是，「第一、日本警察現已無權管我們。我們也不應該再讓他們來管，相信他們也不敢管，因此各地應該立刻成立能代替日警維持治安，保衛家鄉的自衛隊之類」，和「第三、台灣人現在要自己站起來，別再在「水油抽」（揄日警所配帶的刀，此處意指日警）鞭策之下才做。日本已戰敗，國土已收復，如果大家再不主動去關心、去管，由誰來管？」，故而楊逵和鍾逸人成立「新生活促進隊」進行維持治安事宜等，而後成為二七部隊運作的基礎。

二是，「第二、日軍搬入山中的物資，無論如何必須設法追蹤，因為那些物資都是將來要歸我們的……」，而從二二八事件證明王添灯等人在意的就是日軍武器，這也是以準政權自居團體所欲擁有的。也因此「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日軍的動態必須絕對掌握。要時時刻刻派人監視，武器還在他們手裡……」，且是日軍必要時可「單獨作戰」的武器量。 故而成立地方治安維護隊，除也可監視日軍，也是一個可快速與戰敗日軍和即將來接收的政權團隊，搭上話語權及抗衡的基礎。

故而1945年10月初台中前日軍「誠師團」參謀長岸本重一大佐為感謝「青年團」保護日本軍人及眷屬送給鍾逸人「兩張地圖」，應是鍾逸人達成「追蹤」「日軍搬入山中的物資」的成果，而這即是王添灯等人交付給鍾逸人等人的任務，而這也造成二二八事件民軍有武裝行動的一個重要因子。另外，猜測前日軍「誠師團」參謀長岸本重一大佐對鍾逸人是日本特高認證的台灣共產黨，應知悉，故而將地圖交給鍾逸人，恐怕也是有意造成台灣的國共內戰。

（作者吳昆財為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教授、鍾孝瑩為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碩士）

【原題〈二二八事件中王添灯和鍾逸人關係的探討〉，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