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楊德昌導演的人無數,不到30歲就認識楊德昌的散文家舒國治,做為朋友的憶友私情,近日以《憶楊德昌》一書回視楊德昌的性格、創作習慣,以及這40年台灣電影、藝文風情,成為時代的一頁縮影。
1981年便認識甫自美國回台的楊德昌,而今近70歲的舒國治,在楊德昌離世16年後才為文追憶,他自言「若是五、六十歲以前,我斷不會想到寫他。也不會寫他電影的影評;乃我一直當作是他朋友的身份來看他的電影」而今許多的過往小事,總覺得自己若不寫,太多小事終將湮沒。
舒國治1990年底,曾近距離參觀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拍攝過程,與楊德昌的交誼愈發深刻。舒國治認為兩人剛好是算熟又不那麼貼近的距離,多年後回視也許更有一種清透。
舒國治憶楊德昌是在看了荷索的拍片方式後,一股「我也想放棄我原本的工作與生活、而索性投身電影吧」的心念萌芽,楊德昌曾採訪過荷索,大概是那種「人生之無邊封閉孤獨」的心境打動了同樣孤獨的楊德昌,「所以,他說什麼也要丟開前半輩子那一套,而去追求那道光—電影」。
楊德昌是如何找故事的?舒國治觀察他兒童少年時的台灣,有著老台灣當年日本風,又有民國半文不文的警備人員唱《紅豆詞》的老中國朽氣腐意,正是楊德昌最善著墨的時代,「他有一種依稀看到民國以來中國人的種種不如人,或台灣社會的處處是缺失的那種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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